在上海石庫門召開的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盡管有著不同的時空背景，圍繞不同的工作主題，回答和制定了不同的方略，但無論從形式到內涵，都具有開拓創新的時代性。
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奠定興黨強黨根基。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誕生的、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三次黨代會所體現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的政治屬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過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初步結合的重大成果。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1920年春，在此首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并決定把《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
從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號開始，《新青年》開辟專欄，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批駁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開展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全面批判，為黨的誕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同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辦黨內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了“共產黨”的大旗，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主張。同時，制定《中國共產黨宣言》，闡明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目的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
從中共一大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中共二大的第一部黨章，到中共四大的宣言，都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強調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開展階級斗爭，真正代表了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心愿。
這三次黨代會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無產階級的奮斗目標相融合，把堅信馬列的真理追求與忠誠為民的使命意識相統一，奠定了理論興黨、理論強黨的根基。
第二，把握時代脈搏，開創守正創新先例。
從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在漁陽里成立到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的召開，中國共產黨人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英勇斗爭和開拓進取的精神，開啟了從石庫門到天安門歷史偉業的奠基性工程。
中共一大的召開，標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真正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新征程。初創時期，我們黨注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分析研究，提出黨的任務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這個方案，首次公開體現在1922年6月15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
該文獻詳盡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狀況，正確闡述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強調要與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
中共二大正式提出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指出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前景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實行工人階級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目標。
為了迎接全國性革命高潮的來臨，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強調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還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
這是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重大進展，進一步凸顯了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民主革命的實際，從思想上和理論上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創新能力，以守正創新的先例，開掘了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
第三，嚴守組織原則，推進黨的建設。
中共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規定了入黨的條件：凡承認本黨綱領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黨員的人。同時強調，在黨處于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把忠誠于黨、嚴明紀律放在重要地位。
鑒于當時黨的組織“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大會決定要特別注意組織工人，“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他們”，并規定申請入黨的人不得具有非共產主義的思想傾向，“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綱領之任何黨派的關系”，以確保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和組織上的純潔性。
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文件，特別是在第一部黨章中，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明確指出我們黨“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
同時，明確黨的紀律原則是“全黨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一切會議少數服從多數”，規定黨員“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泄露本黨秘密”等行為要給予開除處分，充分體現了執行紀律的嚴肅性和堅定性。
中共四大總結組織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倘若擴大執行委員會關于組織問題的議決案不能實際地實行，則吾黨決不能前進”，繼而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加強黨的建設，向全黨進一步提出“擴大黨的組織，使黨群眾化”等各項具體要求。
同時，首次規定有三個黨員即可成立一個支部，第一次把支部確定為黨的基層組織形式，有力推動了黨的基層組織的迅猛發展，為迎接群眾斗爭高潮到來做了準備。
（作者為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名譽會長、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張云）